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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垄中忠魂眠


□ 张 同

  父亲走了,带着他对亲人的万般不舍和对生命的深深眷恋离开了我们。

  父亲生于1930年,四川江津县f现划为重庆辖区1人,本来也算得上是家境富裕的人家,但父亲的一次意外出走,让他成了一个流浪的孤儿。10岁那年.他三伯从朱德总司令的部队回家探亲,摸着父亲的头说要他快快长大,跟随三伯去当兵。幼年的梦想随着三伯的一句不经意的话就开始放飞了。三伯走时,他就悄悄地跟在三伯后面,心想只要能跟着三伯,就会有当兵的一天。父亲的想法没有错,当三伯发现他时,已离江津县非常遥远了,三伯带上他,让他在部队里牵马,当“小鬼”。应该说那是一个不错的成长环境,可是好境不长,这一年9月,父亲与三伯在沙市这一带走散了,部队继续前行,父亲却不知该往何处去。为了生存,他靠帮人家放牛为生,后来学了磨剪子、戗菜刀的手艺,跟随别人走街串巷,二十岁时到百里洲,经人介绍,和我母亲成家。流浪多年的孤儿终于成家了,从四川到湖北,从走街串巷到百里洲扎下根来,父亲很珍惜他的家,不仅勤俭持家,还积极维护公家利益,颇受乡亲欢喜。1951年10月,我家大姐出生了,本应携妻女回老家江津县看看,可那时的日子,能糊口已经不错了,更不用说出门的盘缠,家里拮据得捉襟见肘。后来有了我哥和二姐、三姐,已是一大家子人了。父亲因为群众信任他被推选为红旗四队的生产队长,上级领导介绍他人党,父亲别提有多高兴了,他说这辈子没能跟随三伯去打仗,却也有了党员的身份,这辈子就交给党了。1963年,已当了三年队长的他终于有了一次回四川的机会,一个人回了趟老家。原打算往返共十天时间,可是不到一个星期,母亲接到大队书记转来的消息,说父亲在宜昌住院。我母亲赶到宜昌医院时,见到正在输液的父亲仍高烧不止,口里说着胡话,医生说是得了风寒。母亲后来对我们讲,那一次回老家,父亲的老家发了大水,亲人当中只见到一个婶娘。婶娘告诉父亲,他母亲即我的奶奶改嫁去了重庆,生了几个孩子,都很有出息,要父亲一定去重庆找奶奶。父亲没有去,对他来说,听到他母亲过得好的消息比什么都重要。没想到他在返回枝江的途中,病得这样厉害。他住在旅馆里,高烧得神志不清,把随身带的的衣物往外丢,还是旅馆里的服务人员从他的衣服口袋里翻出了他的党员证和一家人的照片,才与百里洲的相关部门联络。自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再后来,有了我和么妹。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父亲一直是“公家”的人。当了十年队长,后来又当队里的保管员,住在队里的仓库里,除了吃饭,很少见他在家。分田到户时,父亲在大队的“幸福地”(即坟地)承包了五亩多地,种西瓜和甘蔗。那都是别人不愿意承包的地方,不仅是坟地,且土质极差,属漏沙地,若遇干旱,难有收成。父亲怕那里成了荒地,就主动去承包。收入不多,除生活支出外,略有结余,结余的那点钱就用来支付我们的学费和平时买学习用具。“幸福地”是很多活着的人都比较害怕的地方,我问父亲,是否真的见着鬼了?父亲说,那是人家瞎编的,他说在“幸福地”住了好几年了,也没见着一个鬼。还说,心里没鬼,就什么也不怕。听他这样说,我也就胆大了些,常在星期天和么妹一起到父亲的甘蔗地,砍两根甘蔗,吃得饱饱的。听到父亲唤我们吃饭时,哪里还吃得进去,我和么妹看看堆在面前的一大堆甘蔗渣,相视一笑,说我们成了甘蔗加工厂了。在我们六个姊妹中,我和么妹是比较“讨好”的,至少在体力上没有哥哥姐姐吃的苦多。听大姐讲,那时候挣工分,正长身体的她挑着百多斤的担子,在外做水利,一挑就是一个多月,身高受到影响。也是,我们六个孩子中.就数大姐个儿矮一些。我后来安慰她,说你是共产党员,那可不是身高可以换来的光荣,大姐就开心地笑了,说父亲的性格影响了我们下一代人。我不认为是性格的影响,而是父亲严于律己的日常行为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六十年代,常有招工到城里工作的指标,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孩子,而是推荐别人家的孩子,细数一数,竟有十多个,有的去了火车站,有的去了水泥厂,有的去了棉花收购站等等,总之是跳出了农门,而我的哥哥和姐姐一直在家务农。也有人说我父亲不开窍,死脑筋,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你说也说不好的。他当队长时,常有县里、区里的干部驻留在我家,他也不肯略略地“讨好”一下领导,虽然那时的领导都平易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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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长江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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