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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百年:在社会法治进程中崛起


□ 陈有西

律师要用对话合作的态度,促进国家的民主与法治建设。律师要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中国社会进步、转型中的各种问题。而官方则要认识到,律师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

特约作者 陈有西

中国律师业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从李庄案开始,再到现在的北海案、贵阳小河案,新闻界、法学界、经济界、企业界,还有社会公众,从来没有这样关心和支持律师,关注律师行业。这个目前已达23万人规模的群体,正对社会和谐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许多律师以自己的勇气和良知,在一系列热点问题和法治事件中发挥着作用,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应该承认,官方和民间对这个行业褒贬议论不断,律师业内部也对自身的功能定位和社会作用莫衷一是。

2012年7月31日,一份重要的官方报纸发表了一位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的文章,将“维权律师”列为社会稳定的一股挑战力量。其完整的原话是:“这一阶段,美国将更多利用非军事手段滞缓或干扰中国崛起进程,获取战略实利,实现国力重振,确保霸权地位。其主要手法包括:以‘网络自由’为旗号,改变‘自上而下’推进民主自由的传统模式,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这个表述,至少代表了当代社会一部分人存在着很浓厚的对律师业的错误认识,既体现了他们对律师抱团的警惕认知,又体现了对律师社会功能认识的不足。

这种论调迅即激起律师界的有力驳斥。笔者认为,得律师者得天下。对律师业的基本认识,将直接影响法治中国的进程。律师在未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的作用将不可低估。为政者应当善待律师。为正确认识律师的社会功能,有必要回望中国律师百年路。

现代律师是洋务考察而来

现代意义的律师制度起源于英国。1836年,英国威廉四世颁布法令,规定任何案件的预审和审判,都有权获得辩护。老百姓若没有能力自己行使辩护权,需要委托懂法律的人士来辩护。这就确立了律师制度。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司法结构中,师爷是为公权力服务的,是由地方官私人聘请的。为百姓处理法律事务的讼师,多为负面的形象。据《左传纪事本末》《吕氏春秋》关于邓析的记载:“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学讼者,不可胜数。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今天说是对的,明天说是不对的,每天都在变。出入人罪,完全是讼师操纵的,没有是非。结果,“郑国大乱,民口喧哗”。所以,驷颛就把邓析这个“律师”杀掉了。律师在职权主义、纠向式审判的旧中国司法制度中,没有存在的空间。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始于清朝末年。1901年(光绪廿七年),洋务派领袖张之洞给皇帝上奏折《江楚会奏变法三摺》,提出了司法改革九条意见,其中就有证据制度——公开、公正——司法要有陪审团,经过公开的审查才能定罪。后来,留洋归国的浙江法学家沈家本,起草《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在中国的法律里面,规定了律师的地位和作用:律师可以写状呈堂,可以上堂辩论,可以盘讯原告和证人,可以代被告辩护,可以引申案例来辩论。嫌犯可以请两名辩护人;规定了会见权、通信权、阅卷权、验视证据权。传统礼教者对此提出了严重质疑:王权怎么能够被挑战呢?罪犯怎么能够同皇权对抗呢?由于清王朝灭亡,沈家本的思想设计没有能够被纳入国家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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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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