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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游戏、语言和“用法”


□ 何丽野

  摘 要: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有一个“语用关系”的轴线。语言实现了从“指称论”到“游戏说”的转变,这个转变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有特殊的意义。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通常从哲学纯学术的角度着眼。然而,马克思实际从事的是社会批判和改造社会的斗争,游戏的性质的不同,造成马克思语言的“用法”也不同。我们应当从马克思所从事的这三者统一的游戏中去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和语言,并由此拓展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语用关系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3-0123-07
  作者简介:何丽野,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所教授 (浙江 杭州 310016)
  
  根据南西·墨菲(Nancey Murphy)与小詹姆斯·W·麦克伦登(James W. McClendon Jr.)对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区分,现代性与后现代有三条对立的轴线,其中一条就是语言上的“指称论”与“语用关系”的对立(注:转引自[美]米勒德·J.艾利克森《后现代主义的承诺与危险》,叶丽贤、苏欲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但一直以来,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的研究,比较侧重理性与意识形态方面,而对“语用关系”有所忽略。本文拟从这个角度,研究马克思的游戏、语言和用法之间的关系,并从中扩展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意义。
  
  一
  传统西方哲学,不管是前现代(柏拉图)还是现代性(从康德开始),一直把哲学定位为知识论,即“求真”(truth)。在这个定位中,语言的意义在于与对象的符合,或曰指称论。但后期语言哲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认为,语言的意义不在于指称对象,而在于应对“游戏”。语言所指的是什么只有在游戏中才可得到理解。游戏就是人类各种理论和实践活动。游戏与游戏是不同的,所以在不同游戏中虽然使用同一套语言,这个语言所指的也是同一个对象,但由于它们身处在不同的游戏中,它们的用法可能就很不相同。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人们要认识一颗棋子,不是去感知现象形成观念,也不是通过理性去分析其“本质”,而是要在实际的下棋游戏中。相同的棋子在不同的游戏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这就是语用关系的转向。
  下面以图示“知识论”与“游戏说”两种思想对语言与其对象关系的不同看法(见图1与图2)。
  
  从上图可以看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面对的是事物,后者面对的是游戏。由此造成知识论与游戏论对语言功用的不同看法:
  第一、现代性求“真”之语言,其功能是“描述”,即“客观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后现代作为工具参与游戏的哲学语言求“用”,它不是不讲“真”,但这个“真”与学术研究中的“真”不一样。学术研究中的“真”完全依赖于逻辑和事实的证明;作为工具的哲学之“真”,虽然也有逻辑与事实的成分,但总的说来是依赖于其目的实现过程的“有效性”。只要它是有效的,一般也就承认其为“真”;如果无效,它的“真”也会成问题。按照利奥塔的说法,实用性是语言系统“合法性”最有力的证明,逻辑等反倒是很次要的。利奥塔引用卢曼的话说:“在后工业社会里,程序的性能代替了法律的规范性。‘对语境的控制’即不顾那些构成语境(不论这是‘自然’还是人类)的对话者而实现的性能改善,有可能等于一种合法化。这是一种通过事实达到的合法化。”(注:[法]利奥塔:《后现代状态》,载江怡编《理性与启蒙——后现代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页。)
  第二、现代性视知识为目的,后现代视知识为工具。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哲学不是功利性的活动,它只以求知为目的。罗素认为:“从道德上讲,一个哲学家除了大公无私地探求真理以外若利用他的专业能力做其它任何事情,便算是犯了一种变节罪。如果他在进行研究以前先假定某些信念不拘真假总归是那种促进良好行为的信念,他就是限制了哲学思辨的范围,从而使哲学成为琐碎无聊的东西。”(注:[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94页。)但对于“游戏说”来讲,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思想体系都不过是维持游戏的工具。杜威说过,思维的使命不在于认识世界,而在于对环境作出最有利的反应。思维按其本性来说是一种工具,“所有的概念、学说、系统,不论它们怎样精致,怎样坚实,都必须视为假设,就已经够了。它们应该被看作验证行动的根据,而非行动的结局。……它们都是工具,与其它工具一样。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它们自身,而在于它们所造成的结果中显现出来的功效”(注:[美]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8页。)。罗蒂表明:“对实用主义者而言,问题应该总是‘它有什么用?’而不是‘它真实吗?’。对其他哲学家的区分和疑问的批评应该指责其相对无用,而不是指责其‘无意义’划‘幻觉’或‘不一致’。”(注:[美]罗蒂:《真理与进步》,杨玉成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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