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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府”地位难撼


□ 李小波 杨振之 史幼波

  为什么成都平原很“天府”?
  
  原因有三,既有中原文化为了完善四川“天府”形象而施加的影响,也有蜀中人对于“天府”称号的敏感捍卫,还有盆地内风俗的超强稳定性!
  撰文/李小波 摄影/周孟棋
  
  天府是一个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的概念,山川形胜,富庶安康;天府也是一个历史概念,从古至今固守和传承着某种坚定从容的生活态度。除了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外,天府还是自上而下,从王朝到大众的文化延伸,在不同的地域中凸现出永恒的中国式基因图像。
  从苏秦“合纵”游说、张良劝刘邦定都关中、到诸葛亮三分天下之计,都是围绕一个王权的支撑系统来说的,此时的“天府”不是考虑百姓的安居乐业,主要指能够担负起一个都城或者一个王权的粮草储备。
  
  古代不像现在,一句“地方支援中央”可从全国调动,早期的国家政权多少有些眼前利益的保障。农耕国度里,早期王都多有“自给自足”的色彩,“天府”就是王权旁的“一亩三分地”。
  四川偏居西南一隅,从物质层面讲,“天府”不是成都平原的专利,但是,从历史文化角度看,这里是“天府之国”却最能得到大家认同。为什么成都平原很“天府”?其中既有中原文化所施加的影响,也有蜀中对于“天府”称号的捍卫,还有盆地内风俗的超强稳定性!
  国学大师顾颉刚先生是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比如周代时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了尧、舜,到战国时有了黄帝、神农,到了秦朝才有三皇,汉代以后才有盘古。这个完善的古史系统,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是由后来研究者不断叠加甚至杜撰资料加以完善的结果。
  这种现象在“天府”演变中同样存在。自从蜀中拥有“天府”的称谓之后,后来的诸多历史文献就把中原文化的核心也移植到四川来,竭力去完善“天府”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文化渊源这一形象。比如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神农、大禹等都生在了四川,三代帝王中有许多人也把子孙分封在了四川,由是造成了蜀中与中原文化体系同辉的幻象。这对民间的影响很大。
  同时,四川人对“天府”美名的维护敏感而有力。“新天府”评选中,排名还没出来时,谣传成都没能第一,马上就有自发者发起新天府的“成都保卫战”。
  
  其实,最先将四川比为“天府”的是诸葛亮,最先捍卫“天府”之名的是常璩,让“天府”声名远扬的是罗贯中。
  蜀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是不能与曹魏抗衡的。以人口为例,据《三国志》记载,公元263年,蜀国为280000户,940000口,而魏国为663423户,4432881口,差距十分显著。诸葛先生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的“天府”却得到承认,是其除军事之外的最大文化贡献;四川人常璩由于在东晋王朝里得不到重用,被中原和江左的士大夫所排挤,在《华阳国志》里每每借题发挥,将四川多加美饰。书中两次描绘天府,一是《总序》中强调蜀中与秦地一样,接受文王教化,习华夏风俗。二是强调“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而且形容蜀地号称“陆海”,海者,万物所出。可见常璩用心良苦。由于《华阳国志》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遂增加了“天府”的权威性;后来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扬刘贬曹”的倾向影响至深,使四川的“天府”之名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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