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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最不幸的人


□ 张宏杰

  一
  古往今来,没有比中国皇帝更巨大、更崇高、更煊赫的存在了。
  中国皇帝制度设计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贯穿着这样一个核心理念:把每一种享受都推向极端,竭尽一切想像力去繁复、夸张和浪费,直至无以复加、毫无必要、令人厌倦。
  皇帝身上只有一个胃,并且通常并不比普通人大。但是,皇帝一个人每餐的饭菜要数十上百样,摆满六张桌子。清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俭朴的朝代,宫中规定,皇帝一人每天消耗食品原料的定额是六百斤:盘肉二十二斤、汤肉五斤、猪肉十斤、羊两只、鸡五只(其中当年鸡三只)、鸭三只、白菜、菠菜、芹菜、韭菜等蔬菜十九斤、萝卜(各种)六十个、葱六斤、玉泉酒四两、青酱三斤、醋二斤以及米、面、香油、奶酒、酥油、蜂蜜、白糖、芝麻、核桃仁、黑枣等数量不等。此外,还要每天专门给皇帝一个人提供牛奶一百二十斤,茶叶十五斤……
  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他那实际上已经是大大没落了的帝王生活时说,“衣服则是大量的做而不穿。”“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
  说到行,一旦皇帝要巡视它的国土,那么整个国家都要为之翻天覆地。
  乾隆皇帝的一次出巡中,内务府官员记载道,为了供应皇帝路上的饮食,他们提前把一千只选好的羊,三百头特选的牛,以及七十五头专用的奶牛带上车,沿途供皇帝御用。在数千里的出巡路上,皇帝只喝四眼泉里汲出来的水:北京的玉泉山泉,济南的珍珠泉,镇江的金山泉,杭州的虎跑泉。为皇帝运送泉水,专门成立了一个庞大的车队。在炎热的夏季,几十万斤冰块被从北京提前运送到路上,以备皇帝口渴时能吃上冰镇的西瓜……
  为了防止皇帝回去的路上因为重复的风景而感到厌烦,“归途还必须另修一条道路”……
  二
  这种铺张和浪费的毫无必要通过以下事实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排场浩大,规矩太多,这些享受对皇帝来讲已经演变成一种无法忍受的折磨,因而被皇帝弃而不用,相当程度上成为摆设。大部分清代皇帝无法忍受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组成的浩大的紫禁城过于压抑、沉重的气氛。他们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选择住在更自然的圆明园和更朴素的避暑山庄,只有到了冬天才无可奈何地回到这里。
  至于每顿饭摆在皇帝面前的数十道菜,他们的口味和形式更是让皇帝厌烦。溥仪说,“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多数皇帝都在御膳房外设有小食堂,外请名厨做更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那六张桌子四十八品饭菜,只不过像是神前的供品一样,摆过了就扔掉。这种形式主义时间既久,于是摆在皇帝面前的饭菜真的变成了供品,因为他们端上来时,多数已经凉得不能食用了。

  然而,如此劳民伤财、浪费巨大的形式主义,却绝对不能省略。因为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天下之本”的大事。
  传统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形式主义的社会。“形式主义”正是中国精神的精髓。
  中国的体积实在是过于庞大了。这样巨大的国家出现得如此之早,人类还来不及发明有效统治它的“建立在数目字基础上的”复杂的近代管理手段。因此,中国历代帝王统治这个国家的办法是删繁就简,举重若轻。他对社会实行一元化管理,所有事情都一刀切,使社会整齐划一、简单明了,使高高在上的皇帝一目了然,心清神爽。
  传统中国处理千头万绪的社会关系,只用十二个字,即所谓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的“三纲”,其实是“一纲”,即“人生而不平等,每个人都要安分守己”。在传统中国,每一个人生下来,身上都系着一个无形的标签,叫做“名分”。遵守“名分”,是人生守则中的第一款。
  在“三纲”精神的指导下,传统社会建立起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处于不平等的状态,每一层人的权利都是单向的,对上绝对顺从,对下绝对权威,或者说向上是奴才主义,向下是专制主义。
  为了强化等级原则,皇帝们制定了一整套异常严格繁琐的“礼制”,各个级别的人,穿衣服的料子,出行工具的规格,住房的面积以及装修风格都有严格的规定,丝毫不得僭越。洪武二十六年皇帝规定,公侯级、一品、二品级的官员,喝酒时可以用金子做的酒壶。三品至五品,只能用银子做的。没有级别的普通百姓,只能用锡酒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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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当代 2007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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