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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英雄


□ 青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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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狗的大名叫汪明亮,阿狗是他的小名,小时候只有他的父母亲这么叫,后来我们也这么叫,再后来,整条街都这么叫,后来的后来,学校里的同学、单位里的同事,都这么叫。知道他大名的,只有学校的老师和单位的领导。有一次,大约是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和一个高年级的同学打架,两个人扯在一起,老师一着急,脱口大叫,阿狗,快松手。阿狗松了手,很吃惊地看着老师,老师姓李,长得很好看,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的三妹说,他梦见过李老师亲他,他喜欢李老师叫他汪明亮的声调,和唱歌一样。他没想到她也叫他阿狗。李老师对他笑了一下,说明亮,你怎么能在学校里打架呢?阿狗把脑袋歪到一边说,是他先动的手。说完,扭身就跑。

  阿狗是我母亲的干儿子,有一阵子,差一点成了我的三妹夫。我们是邻居。我们那条街是老街,古早时叫探花街,民国时期改名大同路,解放后叫青年路,“文革”中又因“青年”太中性而改名卫东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现在,还叫青年路。青年路只有大约7米宽,两辆汽车交会要十分小心,放慢速度不用说,还要按好多次喇叭。因为路边总会有小板车,独轮车、带大货架的自行车,或是卖水果卖贡糖卖麻糍卖烤地瓜卖油炸甘蔗虫的小贩担子。那些主人喜欢热闹,听到喇叭声,爱理不理的,慢慢吞吞地挪开自己的车子担子。汽车才得以通过。后来,两头的路口立了一块牌子,不准大型汽车通过。两边的房子都是带骑楼,闽南人叫“雨脚骑”,下雨天,你在街上走,从头走到尾,不用带雨具,大热天,再毒的日头也晒不着你。

  老人们说,青年路有两个地方在外面有些名气,一是一条叫何衙内的巷子,巷子很宽,全是青石板铺成的,巷底有一片大厝,是明代探花何士奇的老屋,里面有小姐楼,有花园,树丛,假山,水池,小时候,我们和阿狗常常到那里玩一种叫“救国”的游戏。我至今弄不懂那个游戏为什么叫“救国”:一个人把眼睛蒙住,数数,或50或100,其他人就四处躲藏,数完数,被蒙住眼睛的那个人就来找,第一个被找着的,就蒙眼睛,如此反复。阿狗被蒙眼睛的时候很少,他总是能别出心裁,躲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地方,让你找不着。只在游戏开始时,他偶尔要蒙眼睛,因为第一次是用“剪刀剪”的方式来决定的,锤子、剪刀、布,按理,以他的机灵是不会输的,可他一定要输给我的三妹,他蒙眼睛之后,第一个找到的,也一定是三妹。三妹常常不把藏真当回事,有一次还站在水边对着自己的倒影出神。何探花的大厝如今已不存在了,改革之初,拆了,盖了一片宿舍楼,是本市最早的套房楼,住的都是政府机关干部,现在叫公务员。还有一个去处,建于前清同治年间的教堂,哥特式建筑,100年来,它一直是我们青年路的最高建筑。当然,现在它已经淹没在一大片高楼大厦之中了。听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中外闻名的文学大师的父亲,在上个世纪初,曾经是这座教堂的牧师。小时候,礼拜天早上,我们常常在礼拜堂外面听圣歌,其实我们对圣歌不是很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糖果,听说能进去唱歌的小孩,都能分得好几粒牛奶糖。当然,我们是不会进去唱圣歌的,那是“吃教仔”的事情,“吃教仔”是本地对信洋教人的鄙称,而我们的母亲是信佛的。然而,阿狗总能混进教堂,并拿到牛奶糖。和他共享牛奶糖的只有三妹,问她,阿狗是怎么进去的?她不说。这家伙,嘴巴被阿狗的牛奶糖粘住了。

  三妹的小名叫燕子,说到底,这燕子的名字是阿狗叫出来的。那个时候,三妹不到2岁,天天放在我们家门口的“雨脚骑”下,阿狗4岁,住我们家隔壁,每天都围着三妹的“椅轿”转。“椅轿”是本地一种专供小孩坐的竹椅子,有座位有扶手有护栏,吃的玩的东西可以放在扶手上。阿狗喜欢围着三妹的“椅轿”学我们叫“囡仔”,“囡仔”是本地对小女孩子的昵称。阿狗不是本地人,他是不久前从龙岩来的,他叫“囡仔”的音调和闽南话“燕子”一样,很搞笑,也很好听,我们就学着他叫“燕子”。那个时候,每到春天,便有许多燕子在我们“雨脚骑”顶上的木梁边做窝,唧唧喳喳地叫。有天早上,母亲听阿狗叫“囡仔”,又看了看屋檐下的燕子,说,那就叫燕子吧。

  三妹出身贫寒,却天生任性,小时好哭,哭起来没完没了,好像天底下所有人都欠她什么。你越哄她越哭得天花乱坠,本地话叫“越哭越有花字”。只有阿狗能让她不哭,甚至破涕为笑。她一哭,阿狗就叫着“囡仔”跑过来,先给她做鬼脸,做完鬼脸就唱歌,唱的是一首当时很流行的歌,大人小孩都会唱:“戴花啊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阿狗边唱边围着三妹的“椅轿”转,还扭屁股,三妹的头就随着他转,唱到最后一句,阿狗在她的面前顿了脚,把两个大拇指伸到三妹的眼前,三妹就开心地笑了起来。

  那时候我们这座闽南小城还没有幼儿园,“幼儿园’只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名词,偶尔出现在大人们谈论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之中。阿狗整天和我们在一起。阿狗的父母亲都上班,带他的是他姐姐,叫春梅。春梅比阿狗大好多,比我都大两岁。母亲说,春梅不是阿狗的亲姐姐,是新妇仔。本地闽南话“新妇仔”就是童养媳。用现在流行的话说,阿狗是个小帅哥,唯一的缺点是瘦,因为他不好好吃饭。每次吃饭,都是春梅端着饭碗跟在他屁股后面,来回跑。阿狗的饭碗里不缺好料。他的饭碗一过,我们便会流口水,里面全是鱼和肉,鱼是清蒸的,鱼骨鱼刺全被春梅剔除得干干净净,雪白细嫩地,小山一样地浮在碗面,十分诱人。肉是精肉,剁碎了放进上好的酱油煮,那个香啊,没法说。可是,阿狗就是不吃,跑,让姐姐追,追上了,千说万说,才吃一口,然后又跑。那时,我们家半个月才吃一次肉,肉是三层肉,三层肉煮酱油,酱油是1斤5分钱最次的酱油。酱油本地话也叫豆油,原本应该是用黄豆做的,而我们的酱油,听说是用头发熬出来的,有一股烧焦了的头发的味道。我从小就想到酱油厂去探个究竟,一直没机会。父亲挣的工资少,好在母亲会持家,每天5分菜金,雷打不动,半个月吃一次肉,半个月吃一次鱼。1950年代末,本地三层肉1斤6角,不是过年过节,母亲多半只买半斤,3角。鱼是黄花鱼,咸的。当时黄花鱼没有现在金贵,一斤3角5分钱,太咸还没人要,摆在那里惹苍蝇。我们平常吃的是沙蜊仔煮酱油。沙蜊仔是龙江沙滩上的物产,1斤3分钱,鲜、甜,还有点腥,煮的时候要放生姜片。“腥’在当时不是坏字眼。人们常说,“肚子里没有一点油腥,整天饿得咕咕叫。’阿狗就喜欢三妹碗里的那点腥味。三妹碗里,就是白稀饭浇上沙蜊仔煮酱油汤。没人的时候,春梅就求三妹和阿狗对换吃,于是两个人都吃得兴高采烈。吃完了,春梅会拿着空碗跑回去向她母亲报喜,她母亲高兴了,就会奖励她,或一句好话,或一个笑脸,有时,甚至还会给她1分零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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