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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千斤之鼎


□ 李敬泽


有的人写小说像玩儿,有的人写小说时像个农夫,阎连科则是力士,扛千斤之鼎。
当然,一个把自己弄得去举重的小说家是不聪明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写小说的人通常是聪明人,聪明人不会去举千斤鼎,他们去追逐鹅毛。小说家昆德拉发明了一句话:“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于是聪明人有救了,鹅毛覆盖我们的小说,像鸭绒被子一样。
但阎连科坚定地认为有些事物是实实在在地重,而且决心去承受和测量它如山的重量,于是他写了《日光流年》、《坚硬如水》。
无论读《日光流年》还是《坚硬如水》,你都觉得阎连科对人类生活中的激情状态有一种莎士比亚式的沉迷,他从来不会在摄氏36度的正常体温时观察人,他笔下的人物永远处于摄氏42度的高烧:他们在极端的亢奋、极端的痛苦中彻底地展示自己,他们随时都在经受血淋淋的考验和血淋淋的狂喜,他们令人恐怖。
《日光流年》的第四卷《奶与蜜》每一章开头都引用了《圣经·出埃及记》——耶和华说:“我下来是要求他们脱离苦难的,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的流奶与蜜之地。”这种引用暴露了阎连科错综复杂的小说世界中简单而坚硬的基点:《日光流年》和《坚硬如水》都在模仿《出埃及记》,在前者,那些未经授命的“摩西”带领人群孤独地面对死亡;在后者,一对男女在对“奶与蜜”的向往中陷入苦难。——这里有一种宏大的命运感。阎连科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出埃及”,问题是在人类这部《出埃及记》中,“上帝”是缺席的,人必须战胜自己,成为神。但同时,人无可抗拒地面对着自身的限度,当他最英勇地跳起时,他也肯定会最惨痛地掉下来,所以人最强大坚韧也最微渺软弱。向上和向下、提升和沉沦的条条力线把人的世界令人悬心地绷吊在那里,这就是我们的悲壮命运。
于是,阎连科小说中的人物总是被夹在两片磨盘之间,他们被宏大的命运凶狠地挤压、研磨,他们必须在激情状态中达到生命的限度。
这令人恐怖,这种恐怖不是被装神弄鬼吓住,而是人被他所看到的人吓住。我们震惊地看到人竟不可自拔地深陷于欲望、罪孽、颠狂和绝望,看到阎连科把人心最深处的神与魔同时唤醒和释放,看到人在挣扎和受苦;我甚至对自己感到恐怖,因为在这一切之中我还看到了雄奇、忧诡的大美,在宁静的冬夜,就像古罗马的尼禄皇帝,喝着小酒,看罗马焚烧的美景。
我承认,作为读者,我的道德感是可疑的,我抱着一种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的态度,这是阎连科的小说通常赋予我们的特殊乐趣。这种乐趣中还有一层是相对专业化的,那就是我看到阎连科每次都给自己提出宏大得吓人的任务,他要写“人的命运”、“人性”,写“民族神话”。我认为这就是那尊千斤鼎,现在一个人摆开架势要把它一次次整个扛起来。
他扛起来了,挺住了。在《日光流年》中,阎连科让时间倒流——“锨把锄把全倒回到树枝又生了新芽,连人们穿破的衣裳都又成了新织的布匹,或者棉花和种子。”这是颇为吊诡的规划,它使《日光流年》获得了中国小说中罕见的结构——一幅从尾部展开的长卷,我们注视着主人公从死亡走向壮年、青年和童年。我们确信时间不舍昼夜地向着一个方向流去,但是,《日光流年》使我们醒悟,一条河向东流去同时也是向西流来。这使得这部小说展示的所有苦难同时成为救赎,说出苦难就是一次洗礼。而在《坚硬如水》中,你会哭笑不得地看到,每个人都有一种语言诞妄症,把微小的一点屁事儿言说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就是所谓“文革”语言。阎连科大量地、甚至夸大地复制了这种语言,不是为了“再现”历史,而是因为这里有一条秘密通道:人在滥用语言时掉进意义的深渊,真的与某些绝对沉重、绝对宏大的事物相遇。于是,事情就简单了,平日隐藏于生活底部的那把刀寒光闪闪地露出来,被人性所注定的宏大命运要试试锋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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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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